两岸亲属概念的体系分野：从范围划定到制度功能
一位大陆女性与大陆男性结婚后，因感情不和离婚，该男性的父亲系台湾地区居民。离婚后，这位大陆女性与该台湾男性（前公公）在大陆登记结婚。数年后该台湾男性去世，这位大陆女性持大陆的结婚证向台湾地方法院申请继承。法院审查时发现：在台湾法上，第983条明文禁止直系姻亲结婚，且该禁婚限制于姻亲关系消灭后仍适用。尽管两人已经离婚，但大陆法上离婚导致姻亲消灭，而台湾法上离婚后直系姻亲仍不得结婚。这一婚姻在台湾法上属于无效婚姻，这位大陆女性不具有配偶身份，因而无法以配偶身份继承遗产。 这个案件最终因概念错位而败诉。它揭示了一个常被忽视的问题：两岸使用同一套汉语法学话语，但“亲属”二字的边界，在大陆与台湾地区之间并不重合。 一、亲属范围的划定：三分法与二分法的分野 大陆《民法典》第1045条规定：“亲属包括配偶、血亲和姻亲。”这一规定将配偶明确列入亲属范畴，与血亲、姻亲并列，形成三分法的结构。值得注意的是，大陆法上的“配偶”不仅是亲属，而且是“近亲属”和“家庭成员”的核心，居于亲属体系的首要位置。 与之相对，台湾地区“民法”第967条、第969条仅规定了血亲与姻亲，并未将配偶纳入亲属范围。史尚宽先生指出：“配偶为血亲、姻亲关系之源泉，而非亲属本身。”林秀雄教授亦持相同见解，认为配偶既无亲系，亦无亲等，与血亲、姻亲在概念构造上存在本质差异。台湾地区实务及学说通说均采此立场。 这种差异并非偶然。大陆法将配偶纳入亲属，与其社会主义法制下“家庭”概念的功能主义取向密切相关——配偶是家庭共同生活体的核心成员，其亲属身份直接源于婚姻关系本身的效力，无需借助其他亲属概念予以推导。而台湾地区“民法”延续德国潘德克顿体系的概念传统，亲属关系以血缘或婚姻联结为逻辑起点，配偶作为婚姻关系的直接主体，其法律地位由婚姻效力单独规定，不纳入亲属概念的辐射范围。 更进一步，大陆法并未在法条中明确定义“血亲”与“姻亲”的概念，而是将其作为学理分类，由司法实践和学说予以填充。台湾地区“民法”则于第967条明确定义直系血亲与旁系血亲，于第969条明确定义姻亲的三种形态（血亲之配偶、配偶之血亲、配偶之血亲之配偶）。这种概念明确性的差异，使得台湾地区的亲属法体系在逻辑上更为自洽，但也意味着其概念框架更为封闭，难以容纳新型亲属关系。 二、“近亲属”：一个大陆特有的功能概念 大陆法上的“近亲属”是一个极具特色的功能概念。《民法典》第1045条第二款将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统一界定为“近亲属”。这一概念并非单纯的学理分类，而是具有直接的法律适用效力——在监护、宣告失踪或死亡、诉讼代理、医疗同意、继承等诸多场景中，“近亲属"均作为权利主体或顺位依据出现。 台湾地区“民法”则未设统一的“近亲属”概念。不同的法律制度以不同的亲等距离划定参与主体：禁婚范围包括直系血亲及直系姻亲、旁系血亲在六亲等以内者（因收养而成立之四亲等及六亲等旁系血亲，辈分相同者除外）、以及旁系姻亲在五亲等以内辈分不相同者（第983条）；扶养义务人包括直系血亲、配偶及兄弟姐妹（第1114条）；法定继承人的范围与顺位依第1138条确定；亲属会议的组成则涉及特定亲等的亲属（第1130条）。每一种法律制度均有其独立的范围划定标准，不以“近亲属”这一概括性概念作为中介。 从比较法角度观察，大陆的“近亲属”概念具有显著的便利功能：立法者以一个统一的口袋概念，将多种法律场景中需要考虑的亲属群体一次性打包，减少了法律适用的检索成本。但其代价在于精确性的损耗——在不同法律场景中，究竟需要多近的亲属关系才足以赋予其法律上的权利或义务，大陆法并未给出差异化的回答。台湾地区的分散式划定则体现了概念主义的精确性追求，每一种法律制度均可在其自身的价值目标下，独立决定亲属参与的边界。 但问题也在于此。当大陆律师处理涉台案件时，往往需要与台湾当事人沟通，或将大陆裁判送往台湾地区申请认可与执行，也可能需要与台湾律师合作。在此过程中，习惯性地以“近亲属”这一概念与对方沟通，往往遭遇概念错位——台湾当事人或律师无法回答“此人是否属于近亲属”这一问题，因为台湾地区并无对应概念，只能回到具体法律制度中逐一检视。这种概念不对接，是跨境家事案件中最常见、也最隐蔽的障碍之一。 三、家庭成员与家属：生活共同体与家制残留 大陆法上的“家庭成员”与台湾法上的“家属”，看似对应，实则异质。 《民法典》第1045条第三款规定：“配偶、父母、子女和其他共同生活的近亲属为家庭成员。”此处值得注意的有两点：其一，配偶、父母、子女即使不共同生活，亦为家庭成员，身份关系优先于共同生活事实；其二，同居关系不构成家庭成员，家庭的法律边界以婚姻和血缘为刚性界限。 台湾地区“民法”第1123条规定：“家置家长。同家之人，除家长外，均为家属。虽非亲属，而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同居一家者，视为家属。”在这一框架下，配偶、父母、子女若不共同生活，即非家属；相反，非亲属的同居者（如长期同居的伴侣、事实上共同生活的佣人）均可因“永久共同生活”而被拟制为家属。 这一差异揭示了两种制度背后的不同逻辑。大陆法上的“家庭成员”是一个以法定身份为核心的概念，其功能在于界定家庭内部的权利义务关系，尤其是家庭暴力防治、监护、扶养等制度中的适用主体。台湾地区的“家属”概念则保留了传统宗法制度下“家”作为独立生活共同体的痕迹——“家”不仅是一个法律关系，更是一个事实上的生活单位，其边界由共同生活事实而非单纯的身份关系划定。 值得注意的是，大陆法上不存在“家”制度，亦无“家长”概念，家庭被视为自然人之间的身份联结网络，而非独立的法律主体。台湾地区“民法”则于第十二章专设“家”制度，家长对家属负有扶养义务，家属应服从家长之惩戒。这种制度差异直接影响到监护、扶养等实务问题的处理：在台湾地区，“家”可以作为确定扶养义务和监护人选的重要背景；在大陆，则需回到具体的“家庭成员”或“近亲属”概念中寻找依据。 四、姻亲的消灭：明文规定与理论通说的张力 姻亲关系的消灭问题，在两岸呈现出“明文规定”与“理论通说”的对照。 台湾地区“民法”第971条明定：“姻亲关系，因离婚而消灭；结婚经撤销者亦同。”条文明示了姻亲消灭的两种情形——离婚与结婚被撤销。值得注意的是，条文并未将“配偶死亡”列入姻亲消灭的事由。据此，配偶一方死亡，婚姻关系虽因死亡而终止，但姻亲关系并不当然消灭。这一规定与大陆实务中的通常理解形成鲜明对照：在大陆，配偶去世后，前姻亲关系一般不再被强调；但在台湾法上，丧偶者与亡夫（或亡妻）的父母、兄弟姐妹之间，仍然保持着法律上的姻亲关系。 但值得进一步注意的是，第983条对直系姻亲结婚的限制，在姻亲关系消灭后仍然适用——即离婚后，原直系姻亲之间仍不得结婚。这一“伦理残留”体现了台湾地区立法者对于人伦秩序的特别保护。 大陆《民法典》并未就姻亲关系的消灭设立明文规定。学说上通说认为，姻亲关系因离婚或结婚被撤销而消灭；至于配偶一方死亡，是否导致姻亲关系消灭，大陆学界虽有“随婚姻消灭而消灭”之说，但此处的“消灭”多指离婚或撤销而言，并非明确包含死亡情形。由此产生的实务困境在于：当涉及前配偶之父母（原直系姻亲）的法律地位时，大陆法官无法援引明确的法条予以判断，只能依赖理论通说或类推适用其他条文。 更为实务的影响体现在继承领域。台湾地区“民法”并未将儿媳（包括丧偶儿媳）列入法定继承人，无论儿子是否死亡、是否离婚，儿媳均不具有法定继承权。若丧偶儿媳对公婆确有扶养事实，其可能获得遗产的途径限于三种：其一，公婆以遗嘱方式指定其为受遗赠人；其二，法院为酌定遗产分配；其三，亲属会议为酌定。无论何种路径，丧偶儿媳均非基于“继承人”身份取得遗产，而是基于遗嘱自由或裁判/会议的酌定。反观大陆，《民法典》第1129条直接将“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女婿”列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不以“家庭成员”身份为前提，亦不以遗嘱或酌定为必要。两地在配偶死亡后的权利义务处理上，因概念基础的差异而走向完全不同的规范路径。 五、拟制血亲的认定路径：事实主义与登记主义 拟制血亲的认定路径，是两岸亲属法差异中最为实务化的一个面向。 在大陆，拟制血亲的成立不以登记为唯一要件。《民法典》第1072条规定：“继父或者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据此，只要存在事实上的抚养教育关系，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即成立拟制血亲，无需经过收养登记程序。这一“事实主义”路径降低了拟制血亲的成立门槛，使大量事实抚养关系得以直接产生身份法上的效果。 台湾地区则采“登记主义”路径。依据“民法”第1072条及以下规定，拟制血亲仅因收养登记而成立。继父母对继子女纵然有长期的抚养事实，若不经过收养程序，仅产生姻亲关系，不发生拟制血亲的法律效果。由此产生的差异在禁婚制度上表现得尤为尖锐：大陆法上，有抚养事实的继兄妹属于“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拟制），禁止结婚；台湾地区法上，未办理收养的继兄妹仅为姻亲，不在禁婚之列。 这一差异并非技术性的，而是反映了两种立法哲学：大陆法重视伦理事实对身份关系的塑造力，认为长期抚养事实本身即足以产生类似血亲的法律效力；台湾地区法则强调身份关系的法定性与形式性，避免因事实认定的模糊性而导致身份法秩序的混乱。在跨境案件中，这种差异常常导致同一对继兄妹在大陆被认定为禁婚，在台湾地区却可以合法登记结婚——同一身份事实，因认定路径的不同而产生完全相反的法律效果。 六、结语 两岸亲属概念的差异，表面上是术语与范围的不同，深层则是两种立法逻辑的分野。 大陆法采功能主义路径：以“近亲属”“家庭成员”等概括性概念服务于具体的制度目标，概念本身具有弹性，可根据社会需要进行解释和适用。这种立法技术的优势在于适应性——当社会结构发生变化时，概括性概念可以通过司法解释予以填充。但其风险在于精确性的丧失，概念边界的不清晰可能导致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 台湾地区法采概念主义路径：以亲等、亲系等精密概念构建亲属法的逻辑体系，每一种法律制度均有其独立的范围划定标准，概念之间的关系清晰而固定。这种立法技术的优势在于体系性和可预测性，但其代价是适应性不足——当社会现实超出立法者预设的概念框架时，法律可能因僵化而无法回应新的需求。 对于跨境家事实务而言，这一分野意味着：两岸律师在处理涉对岸案件时，不能简单地进行概念对接或数值换算，而必须回到各自的概念体系内部，理解其制度功能与适用逻辑。大陆的“近亲属”在台湾地区没有对应概念，台湾地区的“亲等”在大陆亦无直接适用空间。唯有在各自的概念框架内完成法律分析后，方可进行跨法域的比较与协调。 回到本文开头的案件。那位大陆女性在大陆办理了结婚登记，但在台湾地区的继承程序中，其婚姻因违反第983条而被认定为无效，最终无法以配偶身份继承遗产。这一处理方式表明，跨境家事案件中的概念翻译，不能停留在词语层面，而必须完成制度功能层面的对应。否则，即便使用同一套汉语术语，也可能因概念背后的体系差异而南辕北辙。 传承家族荣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