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6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草案经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初次审议后全文公布，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对该草案的解读，这几天已经汗牛充栋。需要关注一点是：“漏税”这一概念，在消失了34年后重出江湖，这对纳税人意味着什么？

该条款规范的是不属于逃税范畴的违法少缴税款的行为，是不具有主观故意，但有“主观过失”的少缴税款，俗称“漏税”条款。

现行《税收征管法》通篇没有“漏税”概念。这并非疏漏，而是1992年立法时有意取消的结果。1986年《税收征管暂行条例》曾将“漏税”定义为“纳税人并非故意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行为”，与偷税（故意欺骗、隐瞒）形成主观状态上的二元划分。但1992年立法转向“手段列举式”界定偷税后，漏税概念被放弃，留下的只是一个狭窄的替代物——第52条第2款的“计算错误等失误”。

也就是说，现行《税收征管法》对纳税人少交税款的原因只有三种：其一，偷税；其二：因计算错误（非主观原因的计算公式运用错误及明显笔误）等失误少缴税款；其三：因税务机关的原因少缴税款。但在税收征管实践中大量存在既非主观故意少缴税款，又非简单的计算错误的情形。原因是纳税人对交易定性判断偏差等主观非故意而导致少缴税款的情形，现有体系中对这类行为的定性，出现了一个制度性缺口。

比如，某公司把自产产品捐赠给灾区，根据税法规定，属于无偿赠送，增值税要做视同销售处理，但公司财务认为慈善业务没收到款项，就未作处理。客观上，公司少缴了税款，国家税款产生了损失。但如果按照现征管法的体系，就很难归类。首先，这个绝对不属于税务机关的原因；其次，这也不属于公式错误和明显笔误；最后，按照偷税定性于理于法也似乎并不合适，因为很难认定企业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少缴税款的故意在里面。

现行第63条偷税的手段列举中，并未明文写入“主观故意”要件。但国家税务总局在多份文件以及之前多份司法判决中均强调主观故意是偷税的构成要件，且由税务机关承担举证责任，在基层执法中对上述案件就形成两难。

有些税务机关，把上述情况强塞到“计算错误”；但更多税务机关认为，只要形式上符合偷税的手段列举、造成了少缴结果，就可能被认定为偷税，适用0.5至5倍罚款。

与此同时，现行第64条第2款“不进行纳税申报”在体系中的位置长期摇摆。它既可能被用于处理无故意的未申报，也可能与第63条的“经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发生重叠。这种模糊性使得“无故意少缴”在实践中面临两种都不完全贴切的归宿：要么被拔高为偷税，要么被塞入第64条第2款，而后者本身并未提供清晰的主观归责标准。

为解决这一旷日持久的争议，这次的征求意见稿六十八条就增加了第四种路径：没有直接或间接地主观故意，但也不是明显地笔误等计算失误。可以类比民法体系上地“过失”。既不像计算失误处理那么轻微（只补税和滞纳金，没有处罚），也不像偷税那么严重（0.5倍到5倍罚款），而是给出了0.5倍到1倍地中间强度，从而在法律责任层面完成主观状态的类型化。

对纳税人来讲，未来此类案例的不确定性降低，但和税务机关地协商空间也明显降低。由于对税法理解不到位、对业务的错误处理等过失造成的少缴税款，现有制度下有机会以补税和滞纳金了结，未来或面临0.5倍到1倍的罚款。规范企业的纳税遵从，提高纳税人财税人员的业务水平，是规避风险的底层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