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监管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创新开展养老服务信托试点的通知》。6月17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在陆家嘴论坛上表示，将“积极推进养老金融、科技金融等领域的试点，支持新型金融业务在上海先行先试”作为表态。
乘着试点东风，建元信托落地一单养老服务信托业务，为三位高龄老人构建“信托管理＋法律公证＋监察监督”三位一体的长效保障机制，笔者亦以第二监察人身份参与其中。在以监察人身份参与多单特殊需要信托后，笔者希望探讨：监察人这一角色，究竟应承担何种功能？
一、个案中的监察人角色安排
（一）决策型监察人
当受益人未来需要监护，而未来监护人的选任难以获得委托人充分信任时，委托人往往需要考量：自己一旦离世或失能，未来受益人的监护人应如何被监督与制衡？唯有设置独立、专业、长期存续的制衡角色，方能在规则层面确保监护权在委托人期待的轨道内行使。
此时，监察人在信托中享有较多的“决策权”，通过审查分配申请是否真实必要、紧急情况下能否直接指令受托人支付、参与受托人的解任或选任等权利安排，使信托结构能够有效将财产权利从监护人手中切分出来，从而间接实现对监护人的监督。如信托中设有指令权人（非监护人），此类决策权亦可由监察人与指令权人共同行使。
（二）监督型监察人
若委托人对未来受益人的监护人具有较高的信任基础，其可能并不担心监护人故意损害受益人利益，而是担忧既定安排在执行中走样。此时，监察人的角色由“制衡”转向“守护”，通过监督信托财产专款专用、服务对接持续落地、各方参与主体按约履职等方式，化解委托人“安排好的事情能否按我的意思执行”的顾虑。
（三）模式选择取决于信任程度
两种模式在个案中并无明确分水岭，本质上取决于委托人对未来关键角色的信任程度。信任度越低，监察人的介入程度越深；信任度越高，监察人越偏向监督。多数业务中，决策与监督相互交织，并无优劣之分，只是在不同家庭的不同情况与安排下有所侧重。
二、监察人制度之于特殊需要信托
同一个角色，在不同信托文件中，其权利义务可能天差地别。虽同称监察人，有的仅每年审阅一份报告，有的则深度介入受益人的生活；同理，特殊需要信托实际能够实现的功能亦可能存在巨大差异。特殊需要信托本身并非标准化的金融产品，而是不同家庭针对自身情况作出的个性化传承安排。然而目前，委托人往往难以判断自己购买的服务究竟是什么，甚至无法分辨服务内容是否契合自身需求。
更大的问题在于，即便信托文件将监察人的权利设计得再完备，操作层面仍处于摸索状态。以笔者的经验而言，监察人如何获取受益人当下状态与信息？履职时能否获得监护人或指令权人的配合？决策依据应详实到何种程度？发现风险与问题后如何救济？这些问题并无统一答案，只能依靠个人的专业能力、经验与责任心去处理。
这也是笔者主张家事律师现阶段适合担任监察人的原因——家事诉讼中锻炼出的调查能力与判断力，是执行监察事务、尤其是担任决策型监察人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素质。同时我们也应清醒认识到，监察人是受托承担介入受益人生活的责任，任何一个决定都可能影响受益人利益，需要为此承担责任。能力固然重要，勇气与责任心同样不可或缺。
特殊需要信托的关键，不止于签署信托合同，更在于将财产、服务与监督有机串联。监察人只是其中一个环节，但这一环节若未能做实，整个信托结构便可能坍塌。
结语
回到这单养老服务信托业务，初见委托人时笔者感触良多。三位老人已共同生活二十余年，未来仍将彼此陪伴、相互支持，令人羡慕。笔者也曾与好友相约未来共同养老，见到三位老人时，回忆中多少有所映照。
我们现在着力推动的信托服务与架构完善，未来何尝不会服务于我们自己。人生如同一场轮回，若能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便已是莫大的幸运。
婚姻家事与家族财富传承部
Marriage and Family & Wealth Succession Department
君伦婚姻家事与家族财富传承部是专注于婚姻家庭及继承领域的争议和非争议解决，以及家族财富传承统筹设计规划的专业部门。在传统婚姻家事领域，部门律师善于处理离婚纠纷、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继承争议等复杂案件，注重情理法融合，运用诉讼及调解、协商等非诉方式化解矛盾，最大限度保障委托人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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